他们在那里，在那接连不断的运动和物资匮乏的岁月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少年和青春。

那些花园，到了1969年，只剩下了稀稀拉拉的草坪和一条白色的小径了。“珍宝岛事件”后，与苏联的*味越来越浓，就用来盖窑厂，烧砖建防空洞，后来成了里弄工厂。到现在早已铲平，建起一幢幢高耸的带电梯的漂亮的商品房。孩子，花园，窑厂，里弄工厂早已随着风风雨雨消失了，只有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他们的些许思念，还会在那里飘荡，仿佛那些逝去的时光回来了，飘荡在被岁月的枯枝残叶层层深埋的年代里，想唤醒那些沉睡的人和那些沉重的故事。

如上所述，在那个明朗的有风的五月的一个下午，我母亲喊我了。

我母亲是苏州人氏，她那动听的吴语一叫，小伙伴们就学她的腔调叫，特别是女孩子们喜欢集体拉长音叫，后面还要添上一句“快回去吧。”那种刻意模仿的童音，常常惹得大人们笑，孩子们乐，但对我却是一种灾难，如果磨蹭，她们就会很乐意地一遍一遍地叫（她们还会模仿广东人、宁波人、山东人、苏北人的腔调叫，非常有模有样，上海是移民城市，‘两万户’里有的是全国各地的人），最后她们会吃着零食，哈哈大笑，看着我一溜烟地跑回去。

我母亲喊我，无非是打酱油啦，买葱啦，吃饭啦，睡觉啦等等，这次不同，像是有事。

第一章

上山下乡那年，我十六岁。

那天， 我正在花园里踢球。

我母亲喊我了，说是花园，其实是工人新村群中的一块空地，有半个足球场大，当中是草坪，四角种了点开紫花的树，周围是低矮的冬青树，还有四个没人看管的门。

工人新村群，据说是五十年代按苏联集体农庄模式建造的，一排排很整齐，像排列的火柴盒，两层楼，红瓦，砖木结构，非常简单。也就是上海人所说的“两万户”。它们都是一种格式，一个大门廊进去，五户人家，大的约二十平米，小的十四五平米，厨房和卫生间是合用的。每户人家的孩子少的两三个，多的七八个。那种拥挤，那种杂嘈，当然还有孩子们进进出出，挤来挤去的宣闹和欢笑。按照设计者的初衷，花园是工人们劳动后休闲的地方，可是工人很忙，厂里要工作，要开会，要“运动”，回来还要干家务，忙完了也该睡了。第二天路近的步行上班，路远的在路口等厂车集体上班。他们没有时间去休闲，最多在那里散散步。倒是那些光荣妈妈生出来的孩子们簇拥来簇拥去地在那儿玩，跳橡皮筋、打玻璃弹子、丢沙包、滚铁圈、踢球等等，玩得不亦乐乎。

她坐在窗前（她只喊一句，剩下的就交给那些女孩了），手搁在老式的发黑的硬木桌上，穿着工作服，戴着工作帽。午后的阳光照亮了她半边脸，她的眼睛很大，忧郁地看着我，却不说话，我有点讶异，以前她不跟我说话是不会看着我的，她四十多岁了，自从初中毕业的姐姐去年上山下乡到苏北的一个农场，刚高中毕业进工厂的哥哥也随工厂迁到江西去了，她就开始苍老起来，有了点白发，我等着，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违了她，我知道她的心情不好。过了一会她说话了：

“我接到电话，李大民一家报名上山下乡了，所以我早回来了。”

我一愣，她的话是解释她为什么早回来，没说找我的目的，我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明白她的意思。

李大民是我们街道上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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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1/3页)

谨把此书献给那块土地，以及在那块土地上生活和生活过的人们，感谢他们对我的宽容、照顾、和帮助。

还得感谢刘镇亚先生，感谢他对此书一如既往地关注 。

人是由感情填满的。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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