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驸马自有宿慧，时人皆知。但智计之长短，终究要逊于世道之深远，人又怎么能够算无遗策。所以高位者每每深思熟虑，举止慎重，唯恐一虑有差，便给世道造成极大戕害。小民之众，寡思而多忿，难以常情度之，易动难安，缚于田亩可得长安，若是轻驭擅使，一时不慎，便能反害于己。”

既然决定要对沈哲子包容规劝，王导再说起话来便更用心得多，希望沈哲子不要再靠煽动民众而搅风搅雨。因为这在他看来，实在是本末倒置，而且隐患极大。

王导的这种说法，便是典型的精英式思维，说的好听一点，那叫做士族对于世道的责任感，但其实本质上就是，压根就不承认士族之外的那些寻常小民是独立存在且能平等交流的个体。

沈哲子虽然并不认可这种思维，但也没必要因此责难王导，其实不独只是王导或是这个年代的士族是此想法，再往后数千数年，统治阶级都不觉得小民有什么自主能动性。哪怕同样是平民出身的明太祖，小民在其眼中不过是需要更多呵护的禾苗而已。

而在沈哲子那个年代，同样有许多所谓的精英阶级，都在煞有介事的讨论乌合之众的劣根性。但是乌合之众一旦觉醒，他们所具有的能动性和进取心，远远不是原本的上层阶级能够比拟的！

沈哲子听到这话，心内却是不乏冷笑。他对于王导其实是不乏敬重的，因为其人对于时局的贡献确是有目共睹，并不能一言抹杀。但是王导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良好的家世给他提供了强大的资本，但是也给他施加了很大的限制。

譬如江统的《徙戎论》，确实是将问题想的过于简单，提出的方案也趋于理想化，实际的实施性并不高。但是最起码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以及可怕的前景，单单这一点便已经足够引起当权者的重视。

但是并没有，无论是当时执政的贾后，抑或取而代之的赵王司马伦，乃至于东海王司马越和王衍的搭档，他们更多的是关心自己利益的得失，甚至是不加限制的让胡人武装自己，作为他们争权夺势的筹码。这群人的昏聩和短视，是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哪怕王导不愿意承认，事实就是事实！

不过时势自有公论，沈哲子也没必要在王导面前据理力争、针锋相对，闻言后仍是如在温峤面前一样的说辞：“这件事我要对太保道歉，所为实在是欠于考虑，并没有想到居然会对时人造成这样的影响。其实对于江公《徙戎论》，晚辈也并非完全认可，因而有所删减、选录而登。羯奴势成，确非一人之罪，也非一时之患。执一而论，确是有欠公允。”

听到沈哲子这么表态，王导面色稍霁，他最忧虑的其实还不是眼下的物议沸腾，而是由这一桩事所显露出来沈园摘星楼对于舆论的导向作用。可是经此一事，台中如果再针对摘星楼有所举动，针对性不免过于明显，由此也会激发出更多的不满。

虽然心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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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2 家为国用 (第2/3页)

，对于沈哲子这个人，王导如今已经从最初的欣赏渐渐转为有些失望，乃至于隐有提防。如果有可能的话，他真的希望能够将其禁锢永身，这样的人越居高位，对世道的危害便越大。可是他也知道这个想法从目前来看已经不太现实，哪怕他能把持住中枢，但却防不住地方，勉强为之，只能加剧时局的分裂。

尽管对沈哲子有所不满，但又不得不接受对方活跃于时局内的事实，所以王导也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影响，让这个年轻人能够暂敛锋芒，最起码不要做太多时局能够承受之外的举动。之所以有这个想法，也是因为沈哲子早先在收复京畿的时候，不乏有维稳时局的努力，可见这个年轻人是有大局观的，最起码不想一般吴人那样只求专据一地。

“江应元那一篇《徙戎论》，过江来我也多与同侪论起，但是感慨之余，更多是有感于时弊积深，虽有良药，未可猛除。这大概也是时局的悲哀，未可轻罪一人。”

沉吟少顷之后，王导还是决定就近来哗噪之事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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